接二连三的疑似侵害女童事件被新闻曝光，除了让读者气愤地对侵害者连骂“禽兽”外，还总会把女童保护的话题推上舆论风口。可除了性侵、猥亵外，女童保护工作还有非常多没被关注到的角落，隐藏得更深，影响得更广。
北京大学社会公益管理硕士、社会工作师、二级心理咨询师谭雪明，是一位长期从事女童保护工作的社工，现任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教研总监。在她从事公益慈善与社会服务的10年间，从微观服务到中、宏观设计都有参与。
谭雪明坦诚，每每看到相关新闻，首先感到的是痛心，为孩子的遭遇揪心。不过，通过新闻的细节，她也看到女童保护意识在社会上得到更强化。与其他伤害性事件相比，性侵、猥亵女童案件的隐案率极高，大约是1:7。当媒体曝光增多时，证明更多案件可以被及时介入。
这些报道中，还有一个特点是报案人是除父母外的身边人，这也说明大家的观念在进步。在过去，部分人把对未成年人的猥亵行为当成了亲密表现，“没什么大不了”的心理让很多人选择沉默。随着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地实施与媒体大量报道，这种动力与能量在全社会得到增强。
谭雪明在一线走访时常听到一些老师咨询，某个孩子数年前遇到过类似事件（性侵、猥亵），状态不是很好，该如何帮她？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她的建议只能是做好陪伴。当地只有少数专业的咨询师，时间又已经间隔很久，贸然想要解决这方面的创伤，很有可能会把孩子的伤口撕开，效果反而是负面的。目前各地推行的线上帮扶形式也效果有限。谭雪明之前曾接听过帮扶热线，很多时候对面只有一个声音，线上最多只能是受害人完成求助工作，疗愈效果并不理想。一旦失去与受害者的联系，帮扶就只能终止，没有周期性的陪伴，效果可想而知。
更大的困难还在于帮扶系统。谭雪明曾经督导过佛山市某地机构的一项针对受侵害妇女儿童的干预帮扶项目。为了做好干预服务，需要协调警察、司法、医疗、心理和社工等多方面资源，尽管组织了几次联席会议，可系统与系统之间依然很难打通。
总体来说，帮扶受侵害的女童只能依靠前期预防与社会倡导，通过宣传教育，一个维度是让孩子在早期就建立起边界感对于自我感受和自我边界的捍卫，以及对别人的感受和边界的尊重；另一个维度则是形成对不良行为的警示。
在一次家长会上，一位家长说，上完课后，自家女儿回到家看到家人光着膀子就会主动提出，“把衣服穿好，男女有别，要不然容易看到你的隐私部位”。这样的变化，就是接受过宣传讲座的效果。
当前，随着全社会对女童保护意识的提升，慢慢的变多的人关注到这一群体，也有大量的社会资源投入进来，这就需要把社会资源设计成儿童最需要的服务产品。
然而，现实情况是，设计的过程、产品触达的过程，有时候并不是基于一线的真实需求，而是基于想象。非常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对服务的想象还停留在极端贫困的状况下。
如今，随着我们的祖国多年的努力，很多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已经逐步完善。因此，当我们把某关爱女童项目的照片发给捐赠方时，对方提出“这学校看着太好看，你们为啥不找一些贫困的地方开展活动”。
谭雪明所在的爱小丫基金曾长期针对女童提供“小丫包”。小丫包，分为姐姐包和妹妹包。姐姐包主要向四年级以上的中小学女孩发放，妹妹包主要向小学一至三年级的女孩发放。妹妹包内含两套内衣裤、1个洗衣皂、1个防潮袋、1个生理卫生知识卡片、1个发圈、1个发箍。相比之下，姐姐包里少了发箍，多了两包卫生巾，分别为日用和夜用。
对于这样的产品设计，就有人提出，“为何需要发箍和发圈，为什么包装要搞这么好看，拿个帆布包就可以，这样做才能够把更多资金用在内衣裤、卫生巾的采购上”。
这只是社会对女童服务停留在贫困想象的一个缩影。部分人将受帮扶者物化，对他们的想象还停留在缺衣少食的状态，没有考虑到作为一个拥有完整独立人格、独立尊严的人来说，需要满足更多的需求。
“因此，我们在实施女童保护的过程中，需要全面照顾孩子们的心理与物质需求点，这样的帮扶才是更完整的，更有价值的。”谭雪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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