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制时报9月10日报导“镇政府这么干，怪缺德的。”孟献龙的声响，即便在电话中依然能明晰地表达出他的无法和愤激。
他1999年时任安徽颍上县八里河镇马店村支部书记。由于一次不属于乡民的“挂名告贷”而卖掉房产，举家去福建打工，到现在现已一年多了，他说：“出去要饭，落个洁净。”
从1999年9月开端，依据上级方针，农行颍上县支行向县各所辖城镇，以一家一户为目标，发放了一批小额支农扶贫告贷。这些告贷，在颍上县八里河、汤店等几个城镇并未真实提供给农人，而是被镇政府移用。取得告贷的办法便是用行政命令加“作业办法”把农人的身份证收取会集，然后去银行共同处理告贷支取。
后来银行不断给乡民们下催款单。“这叫什么事儿呢！”孟献龙说，他们村子接到了113张银行催款单。
告贷的前一天，镇里告诉村里两委班子都曩昔开会。八里河镇政府大院的小会议室，坐满了至少5个村的党支部、村委会班子成员。乡领导在会上安置说，县上要发放扶贫告贷，分给各村名额，让把身份证要上来共同办手续。而且要求“党员干部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要带头交身份证”。
其时的马店乡民大概有两千六七百人，孟献龙记住那天收了100多人(户主)的身份证。
汤店镇的汤海村乡民汤丙云(化名)，当年跟收证的大队管帐去了两个邻居家，对其时的“收证”作业浮光掠影。“管帐吩咐乡民说，假如上面问下来，就说收到钱了，说拿钱养鸡养鸭都行。”他亲眼看到，乡民在收证人走后，便把到手的《发放卡》扯得破坏。“让咱们担着名儿，当官的拿钱，当然气不忿儿！”村里的一个白叟，事后用曹操杀司粮官前讲的那句话做总结：“借你的项上人头一用。”
1999年底层农行经营点的告贷告贷手续中，身份证和私章是体现在合同上的。由于有的乡民不交或假称没有私章，所以私章就成了处理流程中的大问题。“镇里让各村共同刻，刻完了拿票到镇里去报销”。马店村告贷，连复印单据带刻私章，花了1000多块钱。每村的办事员都拎着几个尼龙袋子去乡里交差。据乡民回想，后来共同刻的那些乡民私章在五岔村路口和彭桥小学都倒出来烧了，“有半口袋那么多”。
当年7月30日的《人民日报》在第2版，编发了一则关于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金融支农的新闻报导：
“环绕省委、省政府确认的扶贫攻坚方案，努力提高扶贫资金运用效益，保证了扶贫资金如数发放到贫穷户手中，加快了赤贫的当地脱贫致富脚步……做到告贷到村到户，效益到户。”
但至少颍上县的乡民没有在这项“扶贫攻坚方案”中获益，他们仅仅被收去了身份证。
八里河镇马店村，地处淮河流经处，土地富饶。但境内的煤矿挖掘构成陷落，土地失掉肥力日渐瘠薄，加之每年汛期洪水众多，自然条件不断恶化。农人只能养家禽家畜或许种大棚，“一亩园，十亩田”，也能够取得相应的收益。马店村原先由政府出资，搞了一个高科技示范园，支起来许多大棚，马店村就种了100多亩西瓜，长势也好，乡民感到很快乐。“后来把大棚拆了，钢骨都被拉走了。疼爱也没办法，胳膊拧不过大腿。”孟献龙说，便是告贷，镇里开会也没讲这些告贷不给乡民做什么用。
县农行城西经营所的人把马店、北流、松林3个村的债款逾期催收告诉书送到孟献龙家，让“当即还款”，3个村总共约115万元。
让乡民担个名告贷就让人很不舒服了，再让乡民归还根本就没有假贷过的款，这让孟献龙无法干了。告贷的时分乡民就找到村委会反映，村委会许诺说，钱是让镇里拿走了，但假如它后来不承当，那就由村里承当。乡民反诘说：村里承当不便是还让咱们承当吗？孟献龙以为乡民问得有道理，所以一见到催款单就“特别动火，宁可党员不要了，书记免了，也不能让他们这么整咱们村子！”他先去找了农行，被奉告这批告贷是政府对农户“歪斜”的，“欠好要就不要了”。然后他又屡次找镇里，终究得到的答复是：“这些钱不必还，和农户不相干。”过了不久，镇上让各村把农行的债款逾期催收告诉书都交上来，孟献龙多了个心眼：他把113份催款单据都留下了。
在当地的某些官员眼中，扶贫性质的是有着共同的吸引力的。“小额支农告贷是财务贴息的，比惯例的农业告贷要低5%，而银行是要盈余的，那么这部分利息差就由财务来补助，这也是国家体恤农人的实惠方针。”农行颍上县支行副行长姚群如此解说。整体目标大，又是低息告贷，有权的部分动了一番脑筋能拿到，之后就用这笔钱做作业。
农人贫穷，国家贴息告贷，但农人不知道：不知道方针，不知道程序，不明白关于法令和法规的细节，这就给“挂名告贷”留下了充沛的空间。
孟献龙在赴南边打工之前，把2004年马店村的债款逾期催收告诉书留给了乡民，并把自己的一份复印件留下，在上面写了证明：“我村153户扶贫告贷大众没用，悉数由八里河镇用完。证明人孟献龙2006年4月8号。”
作业曩昔了近8年，当年告贷的城镇官员也有改动。在汤店镇一次全乡大会上，镇党委书记王心强对台下的乡民说，当年汤海、五岔村是用你们的名贷了430万，咱们镇政府用了，你们能够去告。
现在参与过那次大会的乡民，对书记的这句话简直都能记住。现场有的乡民乃至悄悄用DV把这一幕拍了下来，一向留到现在。
1999年究竟贷出了多少小额扶贫款？多少村镇参与？触及多少户？这些只要发放的银行才心知肚明。而关于《民主与法制时报》提出的这样一些问题，作为颍上县支行副行长的姚群仅仅宣称，那时银行还有些方案经济体系的滋味，政府部分对农行的指导性尚存。但触及到详细数额，他表明，要查档案才干知道。
“假如是采访，我就不能跟你说这些。”该行的信贷部司理郭亚军一脸严厉地表明。后来郭又说能够去查一下，40分钟后，他对记者说，由于有的档案还在乡间的经营所里，前几年几个乡间经营所撤并，档案会集到支行，但管档案的人出去了。终究他总结似的说：“不可能查到。”
八里河、汤店等城镇农户给《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出示了当年的《颍上县发放卡》和《我国农业银行农业告贷告贷凭据》，村委会、乡政府、农业银行签的日期都是1999年9月22日。几百上千户的，从村委会到镇政府再到农行，手续在同一天处理结束。
“银行催款单”的全称是《债款逾期催收告诉书》。该告诉书用手艺填写，其间填写的告贷到期时刻纷歧，从2000年12月18日到2004年8月1日都有，这些告贷“逾期”了不止一年。其告贷金额从2000元到4000元不等，期限大都是18个月。从银行催收表格的数额来看，自告贷开端，告贷人就从来没向银行偿付过一分本金。
正如姚群所说，财务贴息是个热门的优惠，而国家提出这个热门针对的仅有目标便是贫穷的农人。假如目标改动，那性质也就不同了。
“小额信贷交由农业银行运作，而农业银行商业化变革后对小额信贷不感兴趣，积极性不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讨员赵俊臣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村庄经济问题的研讨，他以为小额信贷的利率问题才是要害。
人们一般的观点是，贫穷农户既不肯运用较高利率的告贷，也付不起较高利率；低利率乃至零利率则对贫穷乡民更有利。国内外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是很天真且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在我国不要说没有低利率和零利率的信贷供贫穷农户运用，便是法定利率或高利率的商业银行告贷，也轮不到乡民尤其是贫穷农户运用。面临农乡民间高利贷，贫穷农户望穿秋水地盼望着较高利率的、乡民自己的小额信贷。这是由于，一方面，告贷的乡民精心运用利率较高的小额信贷遍及发生了预期收益，付得起利息；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较高利率，才使非贫穷户不肯意运用，才终究“轮”到一般乡民和贫穷者运用。究竟，非贫穷农户若要开展家庭生产经营，能够到国有商业银行或村庄信用社去告贷。
赵俊臣表讲述，告贷利率假如不高或许零利率，贫穷社区中各类农户都会出来抢夺这份“廉价午饭”，许多人有“不要白不要”、“白拣廉价”、“捞一把”、“搭便车”等思维，特别是那些强势人群、先殷实起来的人群，使用自己的位置与实力“强占”这类告贷，一般的乡民尤其是真实贫穷农户往往难以沾边。这正是我国现有农业银行、村庄信用社多年来很多告贷到不了一般乡民的体系原因，也是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大规划扶贫以来，“真实的贫穷农户难以得到贴息告贷”的深入原因。
好像证明赵俊臣的结论一般，郭亚军泄漏，1999年颍上县农行发放的那批小额扶贫款，到现在基本上“回收的很少”。到2000年之后，该行的此种告贷现已全面中止发放，剩余的作业只要两个，“或许坏账核销，或许持续追讨”。
这个先天存在的履行缺点，经过什么途径来讨呢？和记者问的其他问题相同，颍上县农行没有发布答案。
小额信贷扶贫到户，最早是由孟加拉国的尤诺斯教授兴办的村庄银行施行的，被称为“GB”方法，现在已在国际70多个国家区域推行。经过福特基金会的介绍，1994年由我国社会科学院村庄开展所杜晓山教授等引进，并以“扶贫社”的方法在河北易县、河南南召等地实验，取得了成功。1997年后，云南、陕西等省区较大规划试行。
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一度推出了财务贴息发放扶贫告贷的方法，这实质上便是低利率告贷。我国经济学界共同以为，低利率是导致高违约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低利率下，假贷者和放贷者都以为小额信贷是一种“白送”的礼品，既使告贷者发生“等、靠、要”的依赖思维，又使其构成抵赖不还的恶劣习气。我国农业银行和村庄信用社长期以来存在的很多呆账、坏账，以及巨额扶贫贴息告贷不到50%的低还贷率，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种风险的存在。